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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出书版) 第6节

 

梅斯菲尔德又一次犹豫了。他虽不喜欢霍桑,但他很聪明,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“他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丈夫,”他说,“包括伦敦北部的房产和克拉克顿的房子。他还列了一些慈善机构,一部分遗产会被捐赠。但唯一的另一大笔遗产,大约十万英镑,属于戴维娜·理查森夫人。如果你想和她谈谈,我的秘书可以给你她的地址。”

“我的确想和她谈谈。”霍桑说,眼中有一丝我很熟悉的光芒,他发现了另一条可供追寻的线索,“但是,也许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对她这么慷慨。”

“我真的觉得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奥利弗·梅斯菲尔德远没有我们刚进来时那么愉快。恐怕霍桑确实会对人们造成这种影响。你可以说他是根针,证人和嫌疑犯则是气球。“理查森夫人是室内设计师,和理查德是挚友。他也是她儿子的教父,我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。”他在电脑上调出号码,潦草地写在一张纸上,递了过来,“更多的信息,你会从她那里得知。”

当我们离开办公室时,霍桑的手机响了,是格伦肖探长打来的。她打电话是想通知他,阿基拉·安诺已经出现了,正准备跟她谈话。

她的故事

阿基拉·安诺住在荷兰公园附近,但我们没有去她家里。大概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,所以选择了在诺丁山警察局接受讯问。那是一座相当漂亮、气势恢宏的建筑,坐落在兰仆林的拐角处。由于政策原因,该警察局现已关闭。伦敦政府曾计划关闭一半的警察局,减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员,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,拿手机都要冒着被骑摩托车的小偷抢走的风险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格伦肖探长会邀请我们过来,因为她已经明确表示过,她把调查视为一场竞争,而她决心要赢。

“她认为是那个叫安诺的女人干的。”霍桑解释道。

“怎么回事?”

“她实施了逮捕。她想让我看起来很差劲,我当时在场——但她还是比我领先一步。”

“你不喜欢她。”

“没人喜欢她。”

我们出示了身份证,获准进入警察局。格伦肖征用了一间阴森的审讯室。审讯室位于一楼,墙壁被漆成了乳白色,窗户是磨砂玻璃的,遮挡住窥探的视线。一张桌子固定在地板上。这里没有珐柏涂料,墙上的健康和安全宣传海报是唯一的装饰。

阿基拉·安诺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,看起来很不自在。她是个娇小的女人,有些少年气,不是很矮,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,就像一个影子。她的眼睛非常黑,炯炯有神,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,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。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。她的头发又黑又直,垂到肩上,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。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、知识渊博的印象,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。她现在很郁闷。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,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,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。但她很生气,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。

在此之前,我早已见过阿基拉·安诺两次。

我写这些的时候,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。实际上,在理查德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,除了她发表在《新政治家周刊》上的几首诗之外,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。说实话,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,接着六个月后,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。后来,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。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。

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,是独生女。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,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,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。一九八六年,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,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《众神》。“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。”尽管梅丽尔·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,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。她的其他作品中,最著名的是《特米苏盆地》《广岛的清风》和《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》,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。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,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,叫《俳句两百首》,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。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,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,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,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。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。

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·勃兰特,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,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。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,《星期日泰晤士》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,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《想象》,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。两人没有孩子。两年后,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·洛克伍德,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。

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,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——神道教,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,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,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。不过,据我所知,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,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。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、她的双重民族身份,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,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。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。

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,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。帐篷并不大,但是很安静。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,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——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。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,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。我一个人坐在那里,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,其中有她的出版商、经纪人、公关人员、两名记者、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。出于某种原因,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,配有圆顶礼帽。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(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),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。

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,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,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。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,并介绍说我是《少年间谍》系列的作者。

“哦,是吗?”

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,我永远不会忘记,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。握手相当冷漠,一瞬间就结束了。

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,虽然不是真心的,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。

“谢谢你,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,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。

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。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,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。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,便转身背对着我,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,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。

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,但并没有生气。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,没有竞争,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。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。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,我也一样。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,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,也不太会闲聊,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。

但几个月后,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,她又一次冷落了我,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。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,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,瞬间没了兴致,眼中的光也熄灭了。如今,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。我觉得相当可笑。

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,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,末端缠在胳膊上。卡拉·格伦肖坐在她对面,那个叫达伦的男人站在一旁,要么嚼着口香糖,要么假装在嚼口香糖,手里还拿着印满图腾纹路的记事本。

格伦肖介绍了霍桑,对我只字未提,这倒无妨。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会怎么想,我看她未必会愿意出现在我的书中。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谈,没有律师,也没有警告。

“谢谢你赶来,”格伦肖对阿基拉说,“如你所知,理查德·普莱斯昨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家中,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。”

阿基拉耸耸肩:“我怎么帮你?我几乎不认识普莱斯先生。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,但我们从未说过话,我对他无话可说。他靠人们死去的爱情和破灭的梦想谋生,还有什么可说的?”

她的口音很奇怪,主要是美国口音,但带有轻微的日本味。她声音柔和,不带一丝情感,似乎觉得这场对话很无聊。

“你威胁过他。”

“不,我没有威胁他。”

“恕我直言,安诺女士,我们有几位证人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在德劳奈餐厅看到你,当时你在那里吃晚饭。离开餐厅时,你看到了普莱斯先生,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。你朝他泼了一杯酒。”

“我把酒倒在了他头上,他活该。”

“你骂他是猪,还威胁说要用瓶子打他。”

“那是个玩笑!”这五个字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恶意,仿佛在指责格伦肖故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,“我倒了一小杯酒,我说他很幸运没有点一整瓶,否则全都会被倒在他身上。我说得很清楚:我会用更多酒泼他,并不是我会用酒瓶伤害他。”

“考虑到他被谋害的方式,这仍是一句不恰当的措辞。”

她仔细想了想。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、分析餐厅里的场景,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短篇故事,或者一首俳句。那双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。最后她说:“我不后悔我说过的任何话。我告诉过你,那只是一个玩笑。”

“一点也不好笑。”

“探长,我不认为玩笑一定要有趣。在我的书中,我使用幽默只是为了颠覆现状。如果你读过法国哲学家阿兰·巴迪欧的作品,你就会知道他将玩笑定义为一种揭示真相的裂口。顺便说一下,我是在索邦大学认识他的。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我会凭借嘲弄打败对方。这是阿兰给予我的洞察力,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辩解,但这正是我在德劳奈餐厅使用的方法。”

我能想象到阿基拉·安诺和阿兰·巴迪欧一起畅聊到深夜。肯定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“安诺女士,你和谁一起吃的晚餐?”

“和一个朋友。”

“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,也许会有帮助。”

“也许最好不说。不管怎样,那不是个男人,是个女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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